作为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场”是由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最早提出，并成为后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1865年，麦克斯韦首创电磁场理论，他发现运动电荷能产生磁场，磁场的变化也能产生电场，因而将电场和磁场组合成电磁场。在麦克斯韦看来，“电磁场应当看成一个基本的物理实在，是所有那些数不清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1]。20世纪初，爱因斯坦将“场”的概念引入牛顿的引力理论，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及有关引力相互作用的引力场理论，并由电磁场理论而产生了统一场理论构设。差不多同一时期，哥本哈根学派的玻尔等著名物理学家创立了量子力学。20世纪40年代，在弗里曼·戴森，理查德·费曼等的推动下，量子力学介入场论，使场论量子化，形成量子场论。
在高校教职工周围也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非实物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其思想行为或多或少地受这个“场”的影响，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个“场”。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了解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的构成、特征及作用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地对“场”的活性元素加以强化，使身处其中的教职工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来自于“场”的各种教育元素的“辐射”影响，主动调整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看法，这样既可以改变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生、冷、硬”的尴尬境地，也可以弥合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说教痕迹。
一、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场的构成及其特征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内部需要与外部环境之间，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与思想政治工作者及所在组织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应力和张力的总和。这种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如果处于良性的、健康的状态，就会汇成一种无形的穿透力和征服力，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产生难以抗拒、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场”貌似无形，却是一个连续、复杂的整体。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征服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场是一个复合的系统，主要由“心理情感场”、“文化信息场”、“环境——制度场”等子场组成。
1.心理——情感场
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教育内容或者说被关注的客体与教职工的主观精神世界有着某个契合点，客体或教育内容就会表现出一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并与主体的投射力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全新的“心理场”。在“心理场”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又会在教职工心中激感能量，造成情感触动或情感性心理张力，驱使着新产生的“心理场”不断地运动，而运动的方向是由主体情感的指向性所决定的。如果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心理——情感场”就好比是一个中转站，外在世界的信息刺激输入，主体情感的输出反应，都要通过这个中介。“心理——情感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多层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高校教职工是最通情达理的，也是最有个性主张的。他们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表面层次的，也有内在层次的。不同类群的教职工从总体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需求，专业教师的认知起点、文化层次、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就不同于后勤系统的职工，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之间也天然地存在着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效地激活“心理——情感场”，既要用管理的手段解决表面层次的需求，又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用高度契合的精神方式解决内在层次的精神需求，既要设置工具性的最低目标，又要设置终极性的理想目标。
（2）易敏感。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普遍接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从事独立的精神性、创造性劳动，大多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较强的创新能力，他们十分自尊又格外自强，特别注重个体在组织或专业圈子的地位与影响，也注重自律内省和自身形象的维护。因此，他们对“人师之师”的素质和能力非常挑剔，对以个体形式出现的直接介入式的“施教”要求苛刻。这种自尊自强心理同时还使高校教职工的主体性凸现更为明显，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他们更信任与关注自己，更习惯于自身的精神世界遨游。在同事关系处理上，较少受物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2]“心理—情感场”敏感挑剔的特性，要求思想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时候采用隐性教育的方式，尽量把自身的思想观点转化为组织权力、组织意志和舆论氛围，尽力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教职工的需求意向相吻合。
（3）持续性。当形成“心理——情感场”的所有事物和对象由于种种原因而消失的时候，“心理——情感场”本身并不会马上消失，仍然会对原本处于场中的事物产生一段时间的持续作用，类似于运动物体的惯性。一般而言，要形成新的“心理——情感场”，依赖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外部信息或环境刺激，二是主体的投入包括主体的修养、情境、介入或接受的主动性等。其中，主体的心理定势对主体的投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2000年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高校之间打破了原有的条块分割，合并组建了一批新的高校。但合并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原有的“心理——情感场”并没马上消失，继续对教职工的言行产生影响，导致“磨合期”延长，这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法规避的现实。
（4）联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心理、情感状态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从而产生心理、情感的连锁反应。高校教师之间，思想、情感上具有较多的共性，很容易产生心理波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利用这种积极的心理波动，创造条件，合理引导，使教职工在互激状态下身心受到巨大的震动，最大限度地提升教职工的积极性，培养积极的情感。
2.信息——文化场
文化和信息从静态角度来说，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显性“产品”，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产品”，但从动态角度来认识，则是一种“力”，即“文化力”和“信息流”。这两种“力”相互交织，综合形成一种既有纵向历史延续又有横向现实联系，既有整体性、综合性又有引导性、渗透性的“信息——文化场”，就高校教职工而言，“信息——文化场”有以下三个特征：
（1）传递性。文化是人的心灵所依附的精神家园，是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信息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信息的选择影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在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里，信息的传递更新速度以及文化的交融、思潮的交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也使传递性成为“信息——文化场”的首要特征。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意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蝴蝶效应”：一个坏的微小的内控机制或矛盾，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可能引发更大的矛盾，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学校的声誉；一个好的典型，如果加以及时的宣传，也会产生正向的轰动效应，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纵深发展。也就是说，初始输出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地放大，会对其未来输出状态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时间，但高校组织的松散性特征却拉长了传递的链条，为“蝴蝶效应”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叠加性。“虚拟世界”的介入，使“信息——文化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往往相互重叠，共同作用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形成。“虚拟世界”的基本特征是话语权的无国界、无时空、无限制，虚拟世界中拥有话语权的教职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地保留这份话语权，相反，虚拟世界中不一定拥有话语权的教工尤其是管理者，在现实生活中却拥有这份话语权。在虚拟世界里，教职工往往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和思想。“信息——文化场”的叠加性特征要求我们在既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合力”，又要尊重信息源和文化的多元化，把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个民主诱导、信息辐射、双向互动的吸引教育对象的过程，反对把教育对象当成被动的客体而单纯地“灌输”，真正实现主导和主体的密切结合。在具体操作中，既要精心设定主导的信息源，建设好主流文化，坚守主阵地，打好主动战，又要注重艺术，尊重教育对象关于信息和文化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吸收的规律，创造一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培养教职员工接受动机，启发教职工产生自觉的接受需要，并善于抓住接受动机转移的时机，采集、加工、传播有吸引力的信息，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水平。
（3）不对称性。高校功能的拓展使高校组织与所在社会的界限开始变得很不明确，不仅组织成员多样，结构更加复杂，而且组织活动也变得异彩纷呈。20世纪60年代，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概念，并且把大学形容为“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3]在这个“城市”里，由于不同系统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垂直分化程度较低，权力关系模糊，教职员工的工作模式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知识操作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学组织不仅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而且专业教师、教辅人员、管理人员与后勤保障系统人员之间对校园文化的认同难以均衡。在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中，面对成员间或成员与组织之间出现的矛盾与隔阂，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没必要看得过于严重。要认识到这些矛盾大多是认识的差异、信息的不对称或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作为思想教育工作者，要以最大努力使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作处于信息公开状态，对教职工所取得的成绩要及时作出相应的客观的宣传或表扬，从而引起成员对所在单位领导与思想教育工作者的信赖，得到教职工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监督、理解和支持。
3.环境——制度场
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环境因素是促成人思想行为发生变化的重要条件。人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制度是一种规范，是各种办事规程和行为规则的集合，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秩序框架。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反过来，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必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同志就曾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施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敲锣打鼓，积极性也提不起来，施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了。”他又说：“思想问题常常是在一定情况和制度下产生的，制度搞对头了，思想问题也容易解决。”[4]“环境——制度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弥漫性。环境的影响是立体的、弥漫式的，其中既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正向的影响因子，也有与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规范相悖的负向的影响因子，这种“吸引力”或“拉力”从本质上来说就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场力。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是某一个因素就能决定的，有赖于很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时，某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用时间越长，教育效果也会累加，形成平时我们所说的“泡菜效应”。
（2）暗示性。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制度场”中，教职工首先受工作生活环境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影响，其次受积淀在民众心理深处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新闻媒体传播的熏陶和影响，再次受制度和周围人们特别是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的影响。不仅同类人群的行为环境和规章制度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而且学校整体形象也会给教职工思想带来较强的暗示性。一般而言，教职工都希望自己所在的高校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美誉度，这样会产生自豪感、安全感、认同感和满足感，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顺利进行。反之，就会产生失落感、自卑感，导致人心涣散，校园凝聚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开展。这种暗示性特征的影响因子包括领导班子形象、领导者领导方式、奖惩制度和方式，校风校训与大学精神、学校或所在学科的地位与影响等。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种暗示性特征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持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制度的公正性比合理性更重要，即某个制度尽管不尽合理，但只要对每位教职工一视同仁，往往不会产生大的矛盾。“不患寡而患不公”是高校教职工的一种普遍心态，如果外部环境客观公正，即便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败下阵来，他们通常会心悦诚服，制度的严肃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保障。特别是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不严肃就意味着制度成了一纸空文，产生不了约束力，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良好的管理就是教育的前提，管理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载体。一所高校如果管理混乱，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无从开展；制度的连续性是制度环境优化的基础。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预期，制度的完善是在保持连续性基础上的一种完善。所谓“治大国如同烹小鲜”，今年实行一种制度，明年又是另一种制度，只会导致广大教职工无所适从。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方面可以“目中无人”，没必要时时处处围着教职工个体的情感“兜圈子”，可以用群体的“粗”来解决个体的“细”，确保“公共牧场的规范与利益[5]。
（3）可塑性。高校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中进行的，生活在环境优雅、设备完善、人文底蕴深厚、校风教风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净化教职工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完全可以根据教职工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需求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切实加大校园环境建设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环境的导向、监督和约束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可以说，社会大环境我们只能客观面对，尽可能地排除其自发的、消极的影响，但校园小环境则完全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律、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合理有效的途径进行优化或挖掘，充分发挥其“染缸”的功能。